云南知识青年回城事件与全国知青问题的解决
  发布时间: 2016-11-28 11:50:49 来源: 中共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1978年因云南农场知青写给邓小平同志的公开联名信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知识青年回城事件,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关注下,这一事件得到妥善解决。通过这一事件,全国逐渐停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世纪80年代初知青问题得到了解决。  一、云南知青闻题的缘起:农场知青要求回城

  知识青年问题,是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知识青年问题始于l955年,这年的8月30日,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自愿到条件艰苦的黑龙江省农村去垦荒。此举得到党中央的鼓励,并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同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而进一步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在该文编者按中披露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新指示”。此后几天里,《人民日报》等报刊连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泽东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哄而起,形成历史上空前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不到半年,《人民日报》即宣布: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余年知青总数的几十倍,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到1978年l0年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l700万人(年均达160多万人)。其中,云南本省动员了23万人到农村插队,其国营农场接纳安置了北京市、上海市以及四川省成都、重庆市、昆明市知青10万余名。到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回城”事件发生前,还有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等地的知青7万多人留在农场。

  1978年10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由于在一些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会议开了41天到l2月10日才闭幕。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激烈的讨论,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l2月12E1,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和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当天,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74号文件转发了这两个文件。

  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作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估计的基础上,会议也有几点引人注目的变化:第一,开始冷静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第二,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调整政策,逐步缩小知青上山下乡的范围。今后,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留城面要逐步扩大。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以至停止。第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对1972年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第四,特别要求应办好国营农场,不断改善知识青年的生活条件,对于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的许多实际问题,国家农垦总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可以说,这次会议有限度地制定了统筹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

   1978年lo月18日,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执笔写出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该信中说:目前,我们知青当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一是知青感到生活枯燥,思想内心空虚;二是多数知青逐渐消沉下去,对生活和前程失去信心;三是有的知青草率早婚,把自己圈在小家庭内,以期得到慰藉;四是有的女知青为了离开这里,纷纷到外面匆忙寻找对象结婚,使农场男女比率失衡,出现男知青难以找对象的状况,引起他们思想的波动;五是有的知青擅离农场,一去不返,长期呆在家中靠父母生活,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六是有的知青生活热情日减,终日谈回家之事,消极怠工。《联名信》中还说:要改变这一状况,不言而喻,最好的办法是采纳知识青年梦寐以求的宿愿——回到自己的家乡。

  当景洪农场十分场部分知青得知写给邓小平的《联名信》省知青办没有代为转交邓小平的情况后,便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其群众工作部编的《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上印发了景洪农场十分场部分知青的这封来信。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就云南农场知青写信给邓小平被压一事发表了评论员文章。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又直接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并将《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连同丁惠民等知青《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一并、呈送邓小平。

二、中共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采取积极行动处理云南知青问题

  当中国青年报社呈送的这些材料转到邓小平手里后,引起了他对此事的极大关注。l2月1日,邓小平专门就云南搞好知青工作和关于西双版纳的开发利用问题作重要指示,其中指出: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好,发展潜力很大,对这一地区要搞一个发展经济的规划,可借鉴外国的经验如用南斯拉夫“佩卡贝”的办法搞。以发展经济作物为主,首先是种橡胶,还可以种甘蔗、建糖厂,这样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快。要用新的办法来办,不要对他们干涉太多。国家投资不足,就用贷款,经济发展了,再还国家贷款。把国营农场经济发展起来,带动周围农村社队的各族群众发展。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就是当前的政治。要注意搞好与知识青年相关的各项工作。

  第二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在北京花园村l号召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省委副书记赵增益,国家农林部部长罗玉川、副部长赵凡、李友九开会,传达邓小平同志对开发西双版纳的指示,研究对西双版纳地区的开发利用问题。会议研究决定,以现在国务院在西双版纳的规划小组为基础,国家农林部、农垦总局、林业总局再派几位同志,研究制定积极开发利用该地区的规划方案。由赵凡牵头规划小组的工作。

   12月2日,邓小平审阅了中国青年报社写给他的信,并作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将邓小平的批示件以“中央传阅文件第4604号”在中央领导中进行传阅并迅速转发云南省委办理。

  在l2月12日政治局研究讨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文件的会议上,邓小平针对西双版纳经济发展缓慢及农场知青不安心的问题,再次就该地区的发展问题作出重要指示:西双版纳面积大于海南岛,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好,自然资源很丰富,气候也很好,一年四季都可以搞生产。可给他们一个政策,搞专业队自负盈亏,国家不调拨,不交利润。发展生产资金困难,可由国家贷款,还款期长到20年或l5年,到时再归还。

   1979年元旦前一天,邓小平找王震等人商量,指示说知青问题事关国家安定团结大局,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1978年11月8日,云南省委指示省知识青年办公室派人到西双版纳了解丁惠民给邓小平写公开联名信的情况。省委为了稳定知青思想,做好知青工作,派省委常委、省委农林政治部主任党向民,省农垦总局局长张泽民等前往西双版纳各农场做工作,争取就地解决问题。云南省委接到12月2日邓小平作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重要批示后,立即组织学习贯彻,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的方针,再派出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工作,以解决农场知青问题。12月21日,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书记刘明辉、李启明和省委常委赵学全专门研究了知青上访等问题,后由刘明辉打电话给在昆明主持省委工作的省委副书记薛韬,要他与党向民出面听取上访知青们的意见,做好解释、安抚工作。

  根据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指示,l2月21日下午薛韬主动去知青们的住处南窑向阳旅社与知青商谈。座谈时,薛韬首先讲了全国知青会议的主要精神,并肯定了知青对边疆建设作出的贡献。并表示省委不赞成他们到北京去,有意见提出来,在职权范围内能够解决的解决,解决不了的负责转报中央。对迫害、摧残知青的人,只要你们把材料公布出来,一经查实,迅速处理。希望他们顾全大局,从安定团结出发,坐下来商量解决问题。

  虽经过省委领导同志两天的耐心劝说,上访知青们于22日22时集体强行登上昆明开往北京的62次列车,要到北京上访,致使列车受阻不能发车。省委立即派省农垦总局负责人以及省知青办主任崔勇、团省委的刘琳等十几位同志同昆明铁路局的同志做知青的工作,经一夜的说服动员仍然无效。

  知青们强行乘车到北京上访的情况被汇报给国家铁道部部长郭维城后,他迅速向国务院请示解决办法。23日8时国务院办公厅值班室将云南农场知青发生的此事以《电报摘报》179号报送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及各位副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国家知青办以及在北京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

   12月23日上午,上访知青的行动不仅使前一天晚上的62次列车不能开出,部分知青还强行登上将于11时15分开往贵州的302次列车,使该趟列车也未能开出。

  为了尽力争取做好知青工作,使他们能坐下来由省里解决问题,薛韬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又前往车站做知青的工作。经多次协商,上访知青派了4个代表参加座谈。座谈时薛韬再次表明,列车不能按时运行,不利于生产。希望他们顾全大局,从安定团结出发,下车坐下来谈,有什么意见提出来,省里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转报请示中央。但知青代表赴京上访态度很坚决,说“我们要当面向中央反映情况”。随之,4名知青代表退出座谈。  12月25日,国务院发出给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并转云南省各国营农场青年职工们的三条指示:(1)为了统筹解决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最近专门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研究提出了改进办法,形成了两个文件,已经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必须以这个文件为准,坚决贯彻执行,并向知识青年宣传解释;(2)国务院决定,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目前在昆明要求到北京上访的农场青年职工代表不能来京,望很快返回本单位,坚守岗位,搞好生产;(3)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坚决制止。希望大家维护安定团结,维护社会主义法纪,不要再搞越轨行动。  随后,国务院即从国家农业部、农垦总局和农场知青原籍地的四川、北京、上海等省、市抽专人组成调查组,由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任组长赴云南,再分成两个工作组到农场知青事发严重的西双版纳、德宏州开展调查工作,就地充分听取农场知青的意见。  国务院的三条指示下达后,云南省委一方面指示各农场普遍向知青们宣讲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从省直机关及相关的州、县抽调了大批干部与国务院调查组一道,迅速到各农场做知青们的工作。但在昆明的农场上访知青仍然执意赴京上访。为了防止事态失控,云南省委报请国务院领导同意,决定让上访知青选派代表赴京听取他们的意见。

  12月29日,丁惠民等28名上访知青代表到达北京后,国家知青办、农垦总局、团中央的领导于12月30日接见了他们,并于l979年1月2日又和他们交谈了一次,动员他们尽快返回云南,留下的代表最多不能超过l0人,以便请示国务院领导接见。在云南上访知青代表到达北京的同时,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职工刘庭明也到北京上访,并发回电报要该农场请愿团赶快赴京,企图造成更大的声势。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l月2日,国家知青办、农垦总局、团中央领导又专门找刘庭明谈话。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张修竹批评了刘庭明的做法,说国务院正着手解决云南农场的知青问题,要他立即发电报回去劝阻其他人来京。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做上访知青们的工作,很快收到成效。上访知青代表按照中央相关部门领导同志的指示,留下10位代表外,其余18名代表分别于l月3日、4日离京。

   1月4日11时20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接见了丁惠民、顾新华、李长寿、翟荣志、熊占国、邱亚德、陈允龙、邹盛永、刘光国以及刘庭明等10名云南农场上访代表。整个接见历时l小时40分,至13时结束。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国家农垦总局张修竹、国务院知青办张亚群、团中央青农部李小芬和全国妇联、国家劳动总局的同志陪同接见。

  王震曾到过西双版纳并与农垦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63年12月,时任国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视察农垦工作时,带领州党政部门和农场干部,共同在景洪农场场部附近开垦了一块47.7亩的橡胶试验田,这块试验田保留至今。西双版纳农垦人为了纪念王震的视察,专门在实验田内立起了一块“王震部长试验田纪念碑”,修建了一条610米长的两车道马路,取名“王震路”。

  在接见知青代表中,王震就这次西双版纳国营农场部分青年罢工上访问题,热情、诚恳、严肃地和他们谈了话。他说:今天我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找你们谈一谈,交交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打倒一切,整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多少年的老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我也被游了街,程子华同志也靠边站多年。邓小平同志也一再被他们诬陷。他们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搞了这么10年,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定的无政府状况出现了。

  王震勉励知识青年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实现四化贡献力量。他说:我们这些老年人还要拼着仅有的余生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尽一份力量,还不是为了祖国的子孙后代。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就是为了让大家好好干事情,这就需要安定团结。这几天我接见外国人,他们就怕我们国内乱。他们说,我们希望你们强大,要投资我们有钱,但是怕你们红卫兵一来就把我们的投资冲掉了。有内忧外患嘛!我们国家还很穷,9lj4,平同志经常讲,想办法把人民的生活改善得快一点,今年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都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跑到北京来闹,影响不好,不对嘛!你们要转过来,回去要作自我批评。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坏事就能变成好事。  王震副总理讲话后,程子华也讲了话。随后,王震与知青们交谈了起来。丁惠民说:王副总理、程部长对我们的指示,我代表大家表个态,表示接受。接着,他汇报了云南农场许多政策落实不了,一些干部作风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希望中央在调查掌握农场的实际问题以后,制定出一些相应的规定,使农场存在的问题能按中央的政策得到解决。

  王震在听取了丁惠民等人关于农场存在问题的汇报后,肯定农场的干部是有功劳、苦劳的,他们也是年轻的时候到那里建设边疆的。农场没有办好,存在一些问题,他代表农场的领导干部向青年赔礼道歉。王震语重心长地谈道:你们回去以后,也要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把原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不容易的。现在要好好搞建设,全国700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不妨同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谈谈,看看这个道理对不对?你们将是21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看远一些。目前我们前进中的困难还很多,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回去以后,要多宣传安定团结,不要再搞罢工这样的事。你们提出的重要意见,我负责转达给党中央及小平同志。

  王震送走丁惠民等人,即向华国锋、邓小平汇报了刚才接见云南农场上访知青代表的情况,他们表示同意王震与知青们的谈话。同时,王震还把知青代表写给邓小平的请愿书送交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利用这个机会,又对王震讲,西双版纳这个地方一定要搞好,要搞一个规划,国家可以不收税,可以贷款。邓小平又亲自打电话把国家计委的段云找来一同研究西双版纳的发展问题。随后,邓小平又指出,这个地区还可以用联合企业的办法搞农场。农场不要只注意发展橡胶,还可以发展多种经营,种一些咖啡、可可、胡椒、腰果等,一方面可以供出口换外汇,另外,将来国内旅游业发展了也需要。总之,国家可投人大一点,但是要搞好。  随后,王震把张修竹叫去,传达了邓小平的以上指示,张修竹又将邓小平的指示向正率队在西双版纳农场搞调查的赵凡以及正在该州搞规划的孙洋棋作了传达,要他们拓宽视野,搞好西双版纳的发展规划。

  王震副总理接见知青代表结束后,知青们对他的讲话一时还不十分理解,认为有些地方批评得过重了,还有些想不通。直到晚上,王震请知青们在国务院看电影时又向他们传达了华国锋、邓小平指示后,这才使他们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看完电影,全体代表连夜对华国锋、邓小平的指示进行认真的学习讨论,认识到既然中央有了明确直接的指示,特别是王副总理对他们进行了具体的谈话,那么即使在一些方面他们还一时不能理解,但在行动上必须不折不扣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同时大家也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对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给予妥善处理的。故大家决定马上返回农场,尽快把党中央以及王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带回去迅速贯彻落实。第二天凌晨,丁惠民等9人即离开北京取道重庆返滇。他们发出了《倡议书》,帮助重庆市革委会动员滞留在重庆的云南农场知青迅速回到生产岗位上。6日,刘庭明也从北京乘火车返滇。

  张修竹陪同王震接见知青代表后,立即将记录稿整理出来,于第二天报送王震阅示。他在报告中提出:你这次的接见谈话,把问题讲清楚了,对稳定农场局势很有好处。建议把你这个谈话记录印发给云南各农场,向全体职工传达。同时,也发给其他垦区。王震即批示同意。

   1月8日,国家农垦总局以[1979]国垦办字l6号文件向各省、市、自治区农垦总局印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王震同志对云南农场来京知青谈话精神的通知》。《通知》中说:这次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罢工事件,涉及面广,给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一定的损失,这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前我国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很不利的。由于我们本身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对“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没有及时昭雪、平反、纠正,对个别干部捆绑、打骂、迫害知青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没有把生活搞好,青年们不满意、有气,这也是引起这次罢工的原因之一。对这次事件的发生,我们是有责任的。对所有参加这次罢工的青年,除极少数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需要切实查明事实,给予必要的处理外,一律不得歧视和打击。知青们要认真领会王震同志的指示精神,要看到当前在国营农场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问题的解决要有个过程,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组织这次罢工的青年同志要按照王震副总理接见时的指示,作必要的自我批评,立即解散在罢工期间成立的各种组织,回到本单位,迅速稳定局势,坚守岗位。对少数确有特殊困难,不宜继续在边疆地区工作的青年职工,由所在农场与本人原籍联系,按调动工作的办法,积极、妥善地加以解决。  1月23日,受到王震副总理接见的丁惠民、刘光国等写信给王震,向他汇报离京返回云南后的情况及思考。信中写道:l月4日,您接见我们10位知识青年代表,深刻地体现了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青年的关怀。l813我们回到云南后,看到农场情况比较混乱,心里很着急,10位代表分头回到本单位向广大青年传达了您的指示和国家农垦总局的l6号文件,并自动解散了当初我们自己成立的组织,配合农场党委和中央调查组做了一些工作。目前,除个别单位外,局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当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有一些单位没有复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好工作,请党中央、邓副主席放心。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一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青,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想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就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影响了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您和程子华部长批评了我们,当时我们还不服气,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思想转了弯子。对您亲切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从内心深深表示感激。我们之所以会做错事,就是因为只考虑自己,而没有想到国家。现在经过您的批评帮助,在大量事实面前,我们从内心认识到是我们做错了。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错误的。在这里我们向您,向党中央、邓副主席保证,我们全体青年一定在今后的工作劳动中,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而发奋百倍的努力。最后,请王副总理把我们以上的决心,向邓副主席汇报,请他们放心。  王震收到丁惠民等人写给他的信后,于1月27日复了信:新任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同志已到任就职。我即将你们来电和邓小平同志所作“一定要把景洪区农场加速建设好,成为有志知青英雄们的创业基地”的指示,与王任重副总理商办。随后,王震将该信报送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阅。1月28日,邓小平在即将启程赴美国访问前几个小时,圈阅了丁惠民等人写给王震的信。

   1月2813,王任重就丁惠民等人写给王震信作出批示:请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把丁惠民等写给王震的信电告安平生,在知青中广为散发宣传,抓紧解决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批示,国务院值班室于l月30日晚20时打电话向云南省委及安平生传达了王震接见云南农场知青代表的谈话要点、丁惠民等人写给王震的信、王震复信的全文以及王任重的批示;《人民日报》于2月10日在头版配发了编者按,以《王震同志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勉励青年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志建设边疆》为题,摘要发表了王震接见10位云南知识青年代表时的谈话精神。刊登了丁惠民等人给王震写的信。同时还刊登了云南省农垦总局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该负责人在谈话中说: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为边疆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加上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错误,致使许多问题解决得很不及时,使许多知识青年建设边疆的热情受到了挫伤,这是令人痛心的。对此,我们农垦总局的领导是有责任的。我们拥护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谈话。王震的讲话和丁惠民等给王震的信已被印发到各个农场。许多青年已开始认识到停工闹事、聚众上访,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不少人还作了自我批评。目前,部分国营农场一度动荡的局面已趋向稳定,农场干部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总之,要合情合理解决知识青年的困难,同心同德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该负责人指出:对于农场青年们合情合理要求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省农垦总局决定:凡是有条件解决的,立即着手解决;凡是一时不能全部解决的,将分期分批解决;对暂时难以解决的,也要积极创造条件予以解决。关于在农场工作确有困难的青年的工作调动问题,农场青年中的冤错假案的平反昭雪问题,探亲费、医药费等处理不当的经济问题,知识青年的以工代干问题,农场职工家属和子女的落户问题,均已着手解决。省农垦总局已拨出500万元专款新建职工宿舍,另拨200万元专款修缮房屋。第二天,《云南日报》也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刊登的这三条消息。  1月10日,华国锋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余秋里副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北京市委副书记林乎加、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等同志,听取最近群众来京上访的情况,对如何加强群众来访工作问题作了指示。其中他对云南农场知青上访问题也作了重要指示:最近云南省几个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罢工,他们还派一些代表到北京来上访,应当引起我们重视。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就派人去检查过,发现那里存在的问题不少,看来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对这些国营农场,云南省委应当下大力量进行整顿。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那么好,农场办好了,一定会吸引人们去的。农场老是办不好,青年们就不满意。有问题长期不解决,他们就要请愿。这不能怪青年们。请姚依林给安平生打个电话,一定选派政治上强、有事业心、关心群众的干部去农场,把农场整顿好。要认真听取来京上访的人员的意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

 三、知青间题的根本解决

  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要回城事件发生后,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云南省委与知青原籍四川省委及上海、北京市委就如何妥善解决这部分知青的回原籍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

  云南省委首先跟四川省委协商四川知青的回城安置问题,四川省委提出:根据对知青问题统筹解决的方针,给他们交个底,不愿意留在农场的,可以随着国民经济问题的好转,逐步加以安排。l972年以前下去的知青,在近两年内采取招生、自然减员顶替、病退和协商调动等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调出农场。四川省委将这一意见告云南省委的同时并向中央作了报告。四川省委的这一意见报告中央后,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示,征求有关省、市意见,如无意见,即可批准。国家知青办再将四川省委的意见印发上海、北京市委征求意见时,上海市表示,上海这批1972年以前到农场的知青问题需要解决,但希望和中央74号文件衔接起来。上海面临安置农场知青的压力大,新疆、黑龙江等地知青提出回上海的人汇集在一起1979年即需安置30万人,任务很重。因此,要解决农场知青回城安置问题但不要规定二三年内解决,不要给他们许愿,以免今后被动。北京则不同意四川的意见。  1月10日,云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解决农场知青问题。并于l2日向中共中央作《关于解决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根据目前农场知青问题和反复做工作的情况,经过研究,我们同意四川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意见,建议中央能迅速作出决定,以利大局的安定。国务院后来同意了云南省委的这个《请示报告》。

  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东风、勐捧等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临沧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其后赵凡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知青罢工风潮的途径和办法。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l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六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的高云、成都市梁光汉、上海知青办的张淑智等同志参加,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北京、上海市与会的同志不同意写明解决农场知青回城的具体时限。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凡是不愿意留在云南的,统统回原籍。走的办法,按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印发一个文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央批准后,立即召开有全省国营农场场长、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后,再加以执行。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他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解决这批知青安置问题的时限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提出:采取积极措施,分期分批地处理解决,文件上不写年限,这样可以照顾黑龙江、吉林等省解决相同的知青问题。但口头上可以给知青讲两三年解决完。另一种意见提出:按中央74号文件中规定的两年时限,文件上应写明两年内完成的具体时间比较好,这样可给知青及其家人交个底,便于安定人心(后来,为了照顾到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压力,云南在最后形成的文件中没有规定安置农场知青的具体时限——作者注)。

  云南省委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正视广大知青合理要求的原则,对《通知》初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又与四川省委,北京、上海、重庆市委和国务院调查组充分协商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正式报国务院。2月6日,吴庆彤电话传达国务院同意云南省委对云南国营农场知青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示精神。于是,当日云南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印发了云革发[1979]22号《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有三个重点:一是明确规定了统筹解决农场知青的办法。即知青中实在不愿意留下的,由原籍省、市分期分批按病退、困退办理;父母退职、退休的可由子女顶替;从农场参军又复员到原单位的可调到父母所在地安置;上海郊区的农民按上海市革委会意见,回原籍当社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暂时不能走的知青,必须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做好本职工作。二是为使国营农场的职工安心工作,提高农场职工的经济待遇。规定:边境地区的国营农场职工从l979年2月起月工资由28元提高为32元,同时实行以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办法,奖励金额按人均月12元计核。农场职工的定量商品供应,从1979年一季度开始按当地其他职工同等待遇。农场职工的劳保待遇,按国家劳动部门的规定办理。农场职工有些损坏失修的房屋,省农垦总局决定先拿200万元修缮。三是知青中尚未处理的一些冤案、错案和假案,对知青中处理不当的经济问题,要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抓紧加以纠正、解决。

   2月7日,云南省委致电四川省委,上海、北京市委,正式告之:云南省关于统筹解决国营农场知识青年问题的意见已经国务院批准,并以云南省革委会的名义印发,文件近日即寄送贵省(市)。为尽快地、妥善地分期分批处理好贵省(市)在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的去留问题,望即派人前来商议,共同做好这一工作。云革发[1979]22号文件的制定,为农场知青回城提供了政策依据,实现了广大知青和家长的心愿。  国务院针对全国存在的知青盲目退职回城一事,发出国发[1979]121号《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最近,一些知识青年盲目采取退职方式返市回城的作法不妥,应予制止。已办理退职的人员提出回原单位复工的要求原单位应该准许,要欢迎他们复工,不得歧视。5月23日上午,云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对国务院《通知》的具体贯彻意见。会议研究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1979]121号文件的通知》,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印发。该通知强调:坚决执行国务院的l21号文件,凡原来知青个人单方面办手续退职回城,现愿意回来的,一律欢迎回来,相关单位应妥善安置,不能歧视。

  在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的积极配合下,云南农场知青回城的进程加快了。云南采取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办法,使原来计划两年左右解决完的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问题,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到1979年七八月份就使这批云南农场知青绝大部分都返回了原籍。

  邓小平在关注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同时,对全国的知青问题也十分关注。1979年2月17日,他批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通知》强调:为了促进社会政治安定,必须继续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决好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其中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统筹安排问题;对一切合乎目前实际情况的措施,如1978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必须继续执行。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一个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了知青问题,指出“当前不安定团结的因素还很多。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就是一个。要积极做好工作”。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知青工作。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他还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知青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邓小平的讲话,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将每年的3亿多元知青工作经费由主要用于安排上山下乡的知青转而逐步用于安置知青返城就业问题。  1979年7月20日,国家劳动总局负责人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宣布1978年全国安置上山下乡和支边知青255万人,1979年计划安置395万人就业,这个数字相当于“文化大革命”10年就业人数的总和。除加快知青回城安置速度外,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也急剧收缩。1978年有48.09万人,1979年减少至24.77万人且主要是安排到城镇郊区知青农场和知青工厂。进入1980年已有10个省、市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到1981年,各地知青工作的重心已转向安排历史遗留的96万插队知青。  1981年底,随着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能已显淡化,于是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劳动总局继续做剩余知青的工作。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此办理。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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