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杰罗瑞卿临死前最为挂念的战友
  发布时间: 2016-11-28 12:00:04 来源: 中共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周仁杰中将(1912年—2001年),原名周球保。1912年5月17日生于湖南省茶陵县黄家村。1929年8月参加茶陵县游击队。

简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周球保。 1912年5月17日生于湖南省茶陵县黄家村。1929年8月参加茶陵县游击队。193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8军23师连长,红6军团17师营长、51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1935年11月任红6军团16师师长,率部参加长征,担任红6军团前卫。1936年11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2团团长。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第1旅旅长,冀察热辽军区独立3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8军副军长。先后参加了东北1947年夏、秋季攻势和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8年于海军军事学院毕业后,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1970~1977年和1980~1982年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

故事

父亲生前撰写的回忆录《从井岗走来》,只讲到打完平津战役就收尾了,对于他此后的经历,从1950年底出任中南军区海军付司令兼参谋长并参与组建中南海军开始,整整半个世纪的海军生涯,特别是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书中均未提及。

1957年以后,党内“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特别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左”的调门更是越唱越高。这段时间也是海军的多事之秋,东海舰队等单位接连发生了几次重大事故,特别是“418”潜艇沉没事件。1959年初冬,东海舰队“护六”支队在舟山以东海区进行攻潜训练。12月1日,最后一天的训练结束之后,“418”潜艇在上浮时,撞到“衡阳”号护卫舰底部,随即迅速沉没,38名艇员不幸遇难牺牲。事实上,发生这起恶性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参加训练的各级指挥人员的配备有问题,缺员严重。例如,负责这次训练的海上总指挥就是由一名舰长兼任的,而“衡阳”和“成都”两舰的舰长则分别是由实习舰长和副舰长代理的。那些军政主官为什么不出海?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就在这次海上训练的同时,“护六”支队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反右倾”,就是要“肃清彭(德怀)、黄(克诚)流毒”和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因此,主要领导几乎全部留在岸上开会。这明明是搞所谓的“突出政治”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但是,在随后林彪借机派出的一个庞大检查团来到东海舰队后,却完全无视上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检查团就对舰队作出了“问题成堆,基层薄弱,关系紧张,风气不好”的结论,几乎全盘否定了东海舰队的工作。对此,当时身为舰队副司令的父亲明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一下子,可大大地激怒了检查团的领导。这个军委检查团由一名副总长〔转转注∶系张宗逊上将,即现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中将的父亲〕率领,又肩负着林副主席的委托,完全是一派“钦差大臣”的架势,在他们看来,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和他们唱反调,父亲坚持保留个人意见的固执态度,更是让他们怒不可遏。检查团返回北京之际,舰队首长集体前往机场送行,当时,这位副总长不仅拒绝与父亲握手,还恶狠狠地警告他说:“你周仁杰扭转不了海军的乾坤!”看到父亲不为所动,并且没有任何转变态度的表示,他更是大发雷霆,以至于检查团专机的起飞时间也被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时至今日,在我们和其它一些了解情况的人看来,父亲当时敢于那样做,胆子确实是太大了一点。事实上,林彪当时派出检查团的真正用意是想从东海舰队打开缺口,以此达到打击肖劲光等海军领导同志的目的。对于这样的大背景,父亲那个时候根本无从知道,他只是对“突出政治”的那一套作法给部队的正常工作和训练带来的冲击感到不满,更对检查团走马观花、草率下结论,轻易就否定舰队十几年来的工作成绩这样的官僚主义作风难以认同而已。因此,说父亲当时就勇于同林彪路线做斗争是言过其实,充其量他只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畏于权势,跟着别人指鹿为马就是了。父亲当时面对这帮来者不善的钦差大员,虽然表现得过于天真,但是历史证明,真正令人可笑的还是那些打着林彪旗号狐假虎威的家伙。父亲后来多次在一些场合遇到那位当年的检查团长,每当他们面对面的时候,父亲没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觉。

文革开始不久,陶勇同志意外辞世之后,东海舰队司令一职由当时的第二副司令〔转转注∶指饶守坤中将;69年2月政委刘浩天中将改任舰队司令员〕代理,第三副司令〔转转注∶指高志荣少将〕也被结合进上海市革委会当了副主任,作为舰队第一副司令的父亲则被宣布靠边站,到北京通县煤炭干校参加学习班改造思想。看来父亲几年前顶撞军委检查团的后果己经显现出来,没有想到的是,在北京办学习班期间,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却在此时歪打正着地帮了父亲一把。那天,学习班学员(记得当时好象连领章帽徽都没有了)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活动。这一天,当毛泽东来到军队代表们面前时,他没有注意到站在前几排的那些当时正在走红的将领们,却一眼就把站在最后一排的父亲认了出来,他叫着父亲过去的名字大声招呼说:“周球保,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父亲惊讶毛主席的记忆力,离开延安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了,还能记得他。或许是看出父亲的状态有些异样,毛主席又问了一句:“你现在还好吧?”几句话说完,毛主席没有再理会旁人,扬长而去。不知道是不是毛主席后来作了专门的交待,还是有人揣摩毛泽东此举的用意后作出了本能的正面反应,总之,父亲不久就结束了靠边站的日子,尽管他在毛主席面前也没有说什么话,……。随后,父亲被任命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并出任舰队党委书记。他在担任舰队副职长达18年之后,转任正职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安排一个军事干部同时担当党委一把手,还是让父亲感到有几分意外。上任之前,李作鹏找他谈话,对此并未给出任何解释。

1972年底,叶剑英元帅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海军问题。“四人邦”在会上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肖劲光同志,姚文元首先诬陷说“肖劲光是被林彪拉的……”父亲立即反驳道“肖劲光同志一直是挨林彪打的……,”话没说完,张春桥就指着父亲大声斥责说:“周仁杰,你也要作检讨!……”在后来的会议上,一些人指责父亲和肖司令攻守同盟。

此后,在一系列问题上,父亲同海军中紧跟“四人邦”的那位主要领导人〔转转注∶指苏振华〕发生分歧。本来,这位领导人曾在文革初期受到李作鹏一伙儿的排挤打击,但是,随着“九一三”林彪集团的垮台重新复出后,他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一屁股坐到了“四人邦”那边,并借此步步高升。1975年,朱德同志平生最后一次视察海军部队,当时身为海军第一政委的这位领导人,此刻却由于正在精心筹备江青前来海军活动的事宜,而把朱总司令的到访晾在一边,无暇顾及。而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这位领导人又积极响应“四人邦”的号召,一马当先,带领海军常委六次前往清华北大学习“两校经验”,在全军各大单位中独领风骚。(作为当时海军党委的九名常委之一,这六次学习“取经”活动,父亲一次也没有参加。)不仅如此,他更是以军委常委的身份在一次“批邓”的万人大会上,自觉地按照“四人邦”爪牙的授意,代表全军指战员发言表态,公开指责邓小平本来就是一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之人,一时间语惊四座,大出风头。如此这般,其效忠“四人邦”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对此,江青他们自然也是投桃报李。随着权力的日益膨胀,这位领导人在海军更有一手遮天之势,以至于越发不能容忍父亲这样敢于不买帐的“另类”分子。

粉碎“四人邦”后,这位领导人眼看已无退路可走,又转而祭出“两个凡是”的法宝,他不仅不检查反省自已,反而摆出了“以攻为守”的架势,利用清查整肃异已,打击一批勇于揭发他错误的同志,此时,父亲首当其冲地遭到撤职、批斗。或许是慑于这位领导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权势,除了肖劲光司令员,其余的海军领导同志几乎悉数卷入了这场“批周”浪潮,面对如此压力,父亲坚持原则,毫不退让。就在此后不久,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开始亲自过问海军的问题,他理解并且支持父亲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但是,由于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两个凡是”阵营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直到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在叶帅、王震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中央军委终于在1980年正式下令恢复了父亲的职务。时至今日,我们仍对罗瑞卿秘书长心存感激,尽管他未能在有生之年亲手平反父亲的问题,就过早地辞世了。(据郝治平阿姨讲,一直到突发急病去世之前,罗大将躺在病床上,始终还在惦念着父亲申诉的问题。)但是,正是罗伯伯适时地关注到父亲遭受的不公正打击,并出面主持公道,才把为父亲平反的问题提上了军委领导的议事日程。不过,有些人的感受则完全不同。据传,当罗大将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海军中紧跟“四人邦”的那位领导人喜出望外,当天就在家中大宴宾客,但是,他的故作镇定,强颜欢笑也是好景不长。不久,邓小平同志在出访美国之前向他打了招呼,要其准备一份深刻的检查,回来之后,再听候发落。这位领导人预感到大事不妙,担心自己追随“四人邦”的罪责难逃,精神立即陷入一种高度的恐惧之中,结果还没等小平同志出访归来,就突然发病猝死在医院里。而他的心脏严重破裂7公分,足见其所受惊吓之深。(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家伙是给吓死的。)

若干年过后,90年代中期的一天,一位与父亲同为中顾委委员的原海军领导同志转转注∶指刘道生中将〕,独自一人突然前来登门拜访,身边竟没有任何陪同人员,让我们全家颇感意外。这位老同志与父亲是同乡,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年头比父亲更早,双方的关系原来也一直不错。但是,自从十几年前,他们在海军的那场“批周运动”中反目之后,彼此之间就中断了一切往来,形同路人。父亲把客人请进自已的书房,两人闭门晤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又亲自把他送出大门。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父亲从未透露过,没有人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几个月之后,当这位老同志病重入院后,父亲前往看望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但是俩个人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着父亲的双手不放,泪流满面。

任弼时同志是父亲红军时期的老领导,正是这位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赞赏父亲作战勇猛,把他当时的名字周球保改成了周仁杰。谈起弼时同志选择这个名字的初衷,前些年的一部纪录红二、六军团战斗经历的电视专题片《十年苦斗》中这样描述说:红二方面军的总政委任弼时同志为他取名周仁杰,是期待他今后能够真正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名英雄豪杰,……而周仁杰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弼时同志去世以后,父亲只要身在北京,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去看望他的夫人陈琮英。70年代中期,弼时同志唯一的儿子远远想请父亲帮忙安排到海军当兵。父亲为促成此事,征得了肖司令的同意,不想却被那位追随“四人邦”的领导人横加阻拦,被迫搁置下来。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另想办法,通过一位老同志安排任远远去了空军。几年之后,1979年2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家里就接到陈琮英妈妈打来的电话,在第一时间向我们通报了一个消息:“四人邦”在海军的那个走狗,他刚刚死了!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父亲的问题尚未解决,是一个已经被撤了职,正在接受批斗,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戴罪之人”。在这种情况下,陈妈妈却如此急切地打电话向他通风报信,这件事本身,足以反映出老一代革命家任弼时夫妇与父亲在长征路上建立起来的深厚革命情谊与充分的了解和信任。

此外,还有 一些老战友、老同事也曾在那段非常时期里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父亲的同情和支持。比如,当时仍身居要职的张才千和甘渭汉伯伯就曾经不顾受到牵连的危险,把他们从不同方面了解到的有关海军事态的最新进展及时通报给父亲,帮助他创造条件、寻找时机来解决自已的问题。记得父亲被撤职后,一系列相应的生活待遇亦随之取消,专车被收走后,出门很不方便。父亲的另一位老战友,刚刚从新疆调来北京担任军委炮兵顾问的张仲瀚伯伯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二话不说,当即决定把自已的那辆专车长期派驻到我们家里,“全天侯”地提供给父亲使用。这些事情虽然己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事人也大多先后去世了,但是,父亲生前对此总是念念不忘。如今,我们在怀念父亲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记他们这些父亲在危难之中的“铁哥儿们”。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逢年过节登门探访最多的,都是一些在不同年代先后失去亲人的老同志遗孀及其家人,在看望这些孤儿寡母的同时,他也希望借此来告慰九泉之下自己昔日的战友们。至于那些手握重权地位显赫的老上级和老战友,父亲则始终恪守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信条,向来很少走动,他不太喜欢踏足这些个经常是门庭若市的大宅邸去凑热闹。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自己有什么事情想去麻烦这些叔叔伯伯,希望得到父亲的点头批准,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淡泊名利、清心寡欲,对于权力、地位和生活条件、物质享受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轻。他在政治上一向安分守己,从来不指望通过攀附某些势力强大的政治集团或者迎合那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同志这一类的途径,来得到某种安全感或者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得到提拔重用。父亲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锻炼出了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坚强性格,也形成了注重独立思考、不习惯看别人眼色行事的桀骜不驯的个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敢于多次在各种重大的政治场合口无遮拦,直言不讳。海军有人送他一个“周大炮”的雅号,正是对他心直口快、敢作敢当,从来不向恶势力低头性格的生动写照。此外,肖劲光大将曾于1989年去世之前,在众多的老战友、老部下之中指定父亲作为自已身后的遗嘱执行人。这一选择,又从一个不同的侧面,肯定了父亲公正、无私,值得信赖的个人品格。

父亲从小家境贫寒,在14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是最小的,也只有他一个活了下来,其余的哥哥姐姐都先后因冻饿而夭亡。父母为他取名“球保”,就有求老天爷保佑之意,不知道是不是长辈的苦心得到了应验,父亲的一生活到了89岁,而且活得很坦诚,很真实,也很精彩。对此,连我们这些做晚辈的都很羡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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