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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会议彪炳长征史册
  发布时间: 2016-11-28 18:40:40 来源: 中共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扎西会议彪炳长征史册

——为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而作

任仲然

时间似流水,逝者如斯夫。80年前,红军长征走到生死抉择的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半个月之后,也就是1935年的春节刚过,扎西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李德交出了军事指挥权,博古交出了中央领导权,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开始确立。

扎西会议彪炳史册,但由于长征途中战斗残酷等种种原因,留下可供研究的史料不多,以往在党史上只是时有一笔。80年后的今天,蓦然回眸,感慨万千,我们透过战火硝烟隐约看到,历史的长河在关节点上转折,巨浪之下总会有一个又一个砥柱中流,我们对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理应作出新的评估。

大背景:长征途中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

前不久,为了把扎西会议研究明白,我先后两次到贵州遵义市和云南威信县寻访考察,沿着当年的路线重走长征路,从遵义会议旧址到红军山,从四川叙永的石厢子到云南威信的花房子,从“鸡鸣三省”的水田寨到扎西镇的江西会馆,一路考察一路思考,回来后查阅了大量资料,把扎西会议的历史脉络细细梳理了一番。在寻访考察中我看到红军长征的大部分旧址基本保持了原貌,历史真实感历历在目。

我之所以这样较真,主要是因为遵义会议是扎西会议的源头,只有把这个源头研究清楚了,扎西会议的特有价值才能水落石出。从另一个角度说,扎西会议又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不把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搞清楚,遵义会议精神恐怕也是不太完整的。回避遵义会议,何论红色扎西?忽视红色扎西,也难以说清遵义会议吧?

时间回到81年前的那个秋天,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领导错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不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为了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个月内突破了敌人3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遭到重大损失。

湘江的5昼夜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斗惨烈至极。几十年过去,那里的老百姓还流传着“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的民谣。湘江之战使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掌握了红军北上的战略意图,蒋介石沿途布下重兵,设下一举歼灭红军的包围圈。面对危局,博古和李德一意孤行,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军和错误指挥。生死存亡,危急关头,中央红军边打边走边开会,严肃审视和果断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

依据现有史料分析概括,湘江战役惨败之后,红军在行军打仗及短暂休整的路上,中央以遵义会议为核心,先后召开了七次重要会议。我的理解,这七次会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体系,它们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环环相扣的。不仅如此,统称的扎西会议也不只是一个会议,它是由几次会议组成的系列会议。

(一)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的通道就军事行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李德等拒不接受,一定要打到湘西去。

(二)黎平会议。6天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之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战略方向虽有所调整,但未能解决实质问题。(三)猴场会议。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猴场举行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上述三个会议急迫解决的是军事问题,转兵贵州免受重围之困,红军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天险,1月7日占领遵义。

遵义会议。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精力解决军事问题。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洛甫)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王稼祥发言,尖锐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者。

在那个寒气袭人、大雪纷飞的冬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浴火重生,凤凰涅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总体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然而,我们要知道,纠正极端严重的错误,实现重大战略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

“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战役,还是打了一场损失惨重的败仗。这一仗使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坚定了在军事上、组织上、领导权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于是才有了在威信县水田寨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实现中央领导权的交接。

扎西会议。“鸡鸣三省”会议后,中央在云南威信的扎西镇召开发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把“鸡鸣三省”等在扎西境内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本文主要沿用这个说法;但涉及七个会议的梳理,为了使其条理更清晰,此处我们把两者还是区分开了),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苟坝会议。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二渡、三渡、四渡赤水,3月中旬在贵州的苟坝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中央授予他们军事全权,统一指挥作战,周恩来为团长。

这七个会议召开的时间,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止,可概述为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具体顺序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给遵义会议作准备;遵义会议之后又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

聚焦点: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在哪里

“鸡鸣三省”历来是个颇有争议的地方,川滇黔三省起码争议了40年,至今仍在争论之中。这里我引用周恩来、毛泽东的两段论述,把有关历史的线索作个简要回顾。虽然这两段论述都是非常权威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党史目前还没有对“鸡鸣三省”的地点作出具体的认定。

1971年,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回忆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好书记(总负责人),换下了博古。”周恩来回忆值得深入研究的是,他记得在叫作“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换下了博古,洛甫做了总负责人,没有说是否开会或开了什么会。

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也有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内容:“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

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62年5月亲笔写的,记忆中恐怕有不十分准确的地方,但“突然遇到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这句话特别引起我的高度重视。军阀割据的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四川境内不大可能遇到滇军的“强大阻力”,当时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亦未实现军阀跨省调遣,那么在“突然遇到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的情况下,“鸡鸣三省”的会议大概就很可能召开在云南境内了。

后来一些关于博古交权给张闻天的记载,也多沿用了在“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的说法。正是由于有这个说法,川滇黔3省先后出现了3个称为“鸡鸣三省”的庄子,3个省的党史研究部门和专家都坚持认为“鸡鸣三省”会议是在本省召开的,各有各的道理和依据。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地点这个历史谜团,本人多多少少有些发言权。云南扎西水田寨的“鸡鸣三省”我去过三次,四川叙永石厢子的“鸡鸣三省”我也去考察过,贵州毕节林口的“鸡鸣三省”我沿着赤水河徒步考察,因赤水河及渭河的悬崖峭壁阻隔,远远望去没有进到庄子里。

据我的综合分析,中央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县)“鸡鸣三省”的水田寨花房子开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主要的依据是对当时电文、日记亲历者回忆的史料。当然,本文不是专门考证“鸡鸣三省”会议到底在哪里开的,这里就不展开阐述了。

让我们把视野再转回80年前的扎西。1935年2月5日,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中央红军上午从四川叙永的石厢子出发,深夜进入云南扎西的水田寨。从2月5日至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水田寨的花房子、石坎的庄子上、大河滩的院子以及扎西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至此,统称的扎西会议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了遵义会议精神。

从这个系列会议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开会的特点正如前面说到的,边行军边开会,边打仗边开会,既有集中时间连续开几天会的情况,也有利用打仗间隙或行军休整零散时间断断续续开会的情况,还有一些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的情况。具体来说,关于存在争议的“鸡鸣三省”会议地点,实际上它很可能是在深夜开的一次重大事项的会议,重点解决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中央领导权交接问题。

对此,1984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清楚地写道:“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当中央政治局进行分工时决定的。”由此肯定,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博洛交权”就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完成。正由于有了“鸡鸣三省”会议实质性的交权,才有了后来紧锣密鼓的几次会议,进而延续、拓展、完成实现了遵义会议的使命。

我想特别指出,这份调查报告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那就是“当中央政治局进行分工时决定的”。我的研判是,“鸡鸣三省”会议很可能只有一个重要议题,即中央政治局分工,快刀斩乱麻,解决了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说别的事情。据此推论,“鸡鸣三省”会议的时间并不长,那时“博洛交权”已属瓜熟蒂落,不需要召开整天的会议讨论研究。

新视角:扎西会议实现三大转折的里程碑意义

回顾历史,我们要跳出一个常见的误区,即不要以为开了某次会议就能够彻底解决重大历史问题。会议只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标志,会议这后往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会议尤其如此。坦率地说,我们党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经历了反复求索、困苦卓绝的实践过程。漫漫长征路上,“里程碑”肯定不止一两个。

遵义会议召开之后,红军一夜之间就从胜利走向胜利了吗?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土城战役的失利,就会清楚历史真相比历史结论教给我们的东西更多。打土城战役,当时求胜心很切,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正是因为土城战役的失利,才有了后来的四渡赤水,真正实现了红军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军史剖析土城战役失利的原因,均归结为由于情报不准而误导战役决策,其中有两个细节耐人寻味。一是红军截获敌人的电报,不知何故把“旅”翻译成了“团”。敌军当时的编制是一个旅辖三个团,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显然这是重大的错误。二是在川敌行动情况通报中,红军又将川军的“郭部”误判成“廖部”。也是一字之差,把面对装备精良的强敌当成了不堪一击的“软柿子”。两个细节的错误,决定了土城战役打败仗在所难免。

我觉得,重新深化认识扎西会议的里程碑意义,还要对遵义会议的未尽事项做个分析评估,才能把扎西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看得更透彻。

陈云起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载了如下决定事项:“(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传达提纲最后一个自然段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这是一种记述式、完成时的写法,说明遵义会议后,长征到威信的行军途中,对政治局常委分工又有一个决定,而且是立即落实了的决定。

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中间经过20余天,而且打了土城战役这场恶仗。此前,由于被敌人追赶夹击,遵义会议决定的事项是陆续完成和实现的。一是会议未能形成书面的决议,二是会议精神未能及时传达贯彻,三是会议定下来的事项未能立即落实。我对决议内容进行分析发现,遵义会议作出的四项决议,有两项是后来在扎西会议实现的,即“形成遵义会议决议”和“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具体来说,从2月5日至2月10日,在云南扎西召开的系列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无疑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我对两个会议历史地位的界定是,遵义会议作出了重大转折的总体部署,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扎西会议全面具体实现了三大转折,这就是扎西会议里程碑意义所在。第一大转折,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洋教条”到“自主实践”的转折。扎西会议之前,中央及红军的重大决策部署,往往都是按共产国际指示办事,自主实践空间很小,稍有与共产国际指示相悖的事情,就会受到严厉指责。扎西会议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

第二大转折,在领导体制上,实现了从“个人专断”到“民主决策”的转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以来的种种挫折,都与个人专断有直接的关系。正如有些回忆所说,就连一挺机关枪放在哪里都要李德说了算。扎西会议结束了李德和博古的个人专断。

第三大转折,在军事行动上,实现了从“硬碰硬”到“灵活机动”的转折。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就被德国人和苏联人设计的堡垒战困扰着,不放弃一寸土地,鸡蛋撞石头,结局可想而知。扎西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日臻成熟,中央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不和敌人硬碰硬。我对扎西会议全面具体实现“三大转折”的概括,可能立意不高,涵义不深,提炼不精。200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印发的《红军长征基本史实和重要提法》,实际上是给扎西会议定性:“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结论是客观的,也是比较慎重的。至于“鸡鸣三省”会议到底在哪个省?我们只要把它作为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党史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最后,我特别想说的是,在长征途经的14个省中相对比较,云南可称得上是红军实现转折走向胜利的一片热土和一块福地。红军在云南境内打的都是胜仗,筹粮筹款丰厚,扩大红军四五千人,后来巧渡金沙江也没有多大的伤亡,还得到了十分急需的军用地图,这也许是中央红军与云南各族人民的特有缘分吧。

(摘自《云南日报》2015年8月5日,第七版。作者原名刘维佳,系中央第三巡视组副组长,云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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