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驰骋云南的几个重大问题解读
  发布时间: 2016-11-28 18:42:44 来源: 中共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驰骋云南的几个重大问题解读

卓人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征途中,应运而生地诞生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支人民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当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而进行的“长征”,不畏强敌,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最后终于使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相继转移会师于西北,实现了使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这次伟大的长征中,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两次转战云南,播下革命火种,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8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走近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世代相传。

一、中国工农红军过云南概况

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两次过云南。

中央红军过云南——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计划消灭土城之敌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战斗受挫,红军便一渡赤水河,改由进入川南的叙永地区北渡长江。这时蒋介石急调几十万大军布防长江两岸,准备聚歼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2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根据这一部署,中央红军向云南省威信县集结。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上旬召开了扎西会议。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从1935年2月4日至14日、4月23日至5月9日两次转战云南,先后活动28天。途经威信、镇雄、富源、宣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会泽、东川、巧家、嵩明、昆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17个县境,其中先后攻占威信、马龙、宣威、会泽、嵩明、寻甸、禄劝、武定、元谋9座县城。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先期结束长征。

红二、六军团过云南——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率领下,于1936年3月6日至5月14日期间,先后4次进出云南,活动67天,转战彝良、镇雄、宣威、平彝、沾益、曲靖、马龙、嵩明、寻甸、昆明、富民、禄劝、罗茨、禄丰、广通、楚雄、盐兴、镇南、牟定、姚安、祥云、大姚、盐丰、宾川、邓川、鹤庆、丽江、中甸等28个县境。先后占领寻甸、富民、罗茨、楚雄、盐兴、镇南、牟定、姚安、祥云、盐丰、宾川、鹤庆、丽江、中甸14座县城。

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6月底进至四川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7月,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中央红军会师。

总之,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先后在云南省活动96天,播下革命火种。各族群众怀念红军,写下许许多多歌谣而广为流传,其中一首道:

三天以前怕红军,红军来了爱红军。

红军走时送红军,红军走后盼红军。

“要想不受穷,快来当红军”。红军长征过云南,所到之处,各族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各族优秀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1935年2月,曾任威信县设治局长、受过进步思潮影响的叶天荣号召民团帮助红军,后来干脆参加了红军。宣威县在中共地下党员、宣威中学教师徐文烈、徐文礼、何正坤的发动下,三天即有300多人参加红军。5月3日,九军团攻取会泽县城,3天里即扩招红军1500余人。

数千云南健儿的参军,为红军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壮大了红军队伍,增强了战斗力,大多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参加红军的1500多会泽儿女中,建国以后有名有姓的红军战士只有100余名。后来许多人成为党和人民的栋梁之材。如:解放军50军政委、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徐文烈少将,第1军军长、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徐文礼少将。会泽的何开文到达陕北后于1942年春调到毛主席身边任参谋3年多,后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顾问。西藏拉萨市委书记的李本善以及朱德总司令的炊事员黄红军等。

二、中央红军长征战略落脚点在云南的两次演变

中央红军进行的长征,其落脚点选择在哪里?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到长征的成败、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但长征开始时,战略转移到何处?当时的党中央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是经过在长征途中错综复杂的斗争实践中摸索,逐步放弃原有打算,一步一步地转战到陕北的。其间大致经历9次演变:

一是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三是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四是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五是建立川西根据地;六是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七是建立陕甘根据地;八是建立中苏边界根据地;九是建立陕甘宁根据地等9次演变。使红军得以在被动中求得主动。

其中,中央红军长征于1935年2月4日进入云南后到5月9日渡过金沙江的3个多月间经历了9次中的第4、5两次演变。

第四次:“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红军在土城战役中受挫。根据敌情变化,2月7日扎西会议果断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决定“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计划,其战略落脚点改为“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

第五次:“在川西建立苏区”。中央红军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在云贵川边地区实行机动作战后,蒋介石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川滇边境。4月11日,中革军委指示红军各部队向贵州盘县、云南富源县出击,开展在滇黔边局面。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之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区”。“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这一落脚点于2月3日提出到4月29日提出“川西建立苏区”这一落脚点,历时86天。

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四川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争取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从此创建“川西苏区”作落脚点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所替代。这一战略落脚点从4月29日提出到6月26日,历时59天。

三、胜利抢渡金沙江的战略作用

(一)抢渡金沙江决策的形成与实现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强敌围追堵截下,如何抢渡长江一直成为未解的最大难题之一。

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从贵州盘县第二次进入云南富源县。国民党早在3个多月前就把滇军主力调去贵州剿堵红军,红军进入敌兵力空虚的云南,龙云急忙向蒋介石求救,并电催远在贵阳附近的滇军主力回防。

4月28日,鉴于林彪及彭德怀的几次提议以及后面追敌紧逼,曲靖、马龙不是理想的回旋地区,同时前一段中央红军的大范围运动转移,使滇北及金沙江南岸敌兵力空虚,出现了在云南境内抢渡金沙江的极好机会。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在途中休息时召开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会议采纳了25日、26日林、彭的建议。中革军委于4月29日凌晨发出《关于我军迅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中央红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并对今后的行动作出了部署,其中规定了渡江点:第一地段选在白马口及太平地,由一军团先头师架桥,第二地段之鲁车渡、志力渡由三军团先头团架桥。九军团则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厂一带渡江。

后敌人企图将红军聚歼于元谋、武定间金沙江边的意图十分明显,且我军原部署第一地段抢占白马口及太平地,第二地段抢占鲁车渡、志力渡之渡江点距离较近,江岸线短,地区狭窄,同时又在敌易追抵的范围之内。鉴于此,5月1日,中革军委及时调整渡江部署:军委纵队以刘伯承总参谋长率干部团及工兵分队赶于4日上午到禄劝县皎平渡抢占渡口架桥;三军团改为到下游的洪门渡限于4日赶到架桥。一军团改为由禄劝经武定、元谋到上游龙街渡口渡江,并引敌向西。第二天中革军委又以主席朱德的名义再次明确部署各路行进路线及先头部队到达江边架桥的时限。这一变更至关重要。因为红军的渡江点增多了,间隔的江岸线增长了,既可分散敌追兵,又可增加渡江成功的可能性。只要有一个点抢渡成功,红军就有生存希望。

在此危急关头,周恩来亲自将夺取皎平渡口的任务交由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负责完成。5月2日凌晨4时,宋任穷率领先遣营一路疾行,夜12时抢占皎平渡口。而24年后,中央又再次使用这一组合,任命宋任穷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陈赓为第二书记,解放、治理云南十分成功,再显威力。

5月4日,红一军团1师赶到龙街渡口。由于敌元谋县长早令毁船封江,对岸川康军1个团沿江北岸构筑了工事。1师接近渡口敌人即隔江射击,又找不到渡船,便按计划在离龙街渡口20里的上游石花滩避开敌人的火力抢架浮桥。但因江面较宽,水流太急,多次架桥均未成功。

而担负抢占在龙街渡下游洪门渡口的红3军团13团在团长彭雪枫率领下于5月4日夺占洪门渡。经多方努力,沿江而上到洪门口找到一只船,但因江水湍急,部队来回摆渡十分困难。

鉴于情况的变化,为了赶在敌人追到江边之前使中央红军全部渡江,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5月5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等调整原部署: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江边渡江,限6号夜渡完,不得延误。当天21时,朱德又紧急电示林彪、聂荣臻、李聚奎等:“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平渡,8号黄昏前渡河完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时限不能延误。”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抢渡过金沙江。

(二)红军抢渡金沙江并非“出人意料”

《朱德传》说:“滇军主力被调出,后方空虚,进军云南的门户已经敞开。……随即出人意料地大踏步北转,直奔金沙江”。持这一说法的史书及史学家很多,但这一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据史料记载,红军中最早提出要渡金沙江的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4月25日早上,中革军委发出红军集结沾益、曲靖以东地域,求得与滇军追敌作战、“转变战局”的紧急指示。当晚,林彪根据红军进入云南后面临的敌情向军委建议,我军应立即变更原有战略决策,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4月28日晚,军委召开会议时采纳了林的建议。第二天凌晨正式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作出渡金沙江的决策。

而敌方龙云早在中革军委作出“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决策前3天,即4月25日在给南宁的桂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的电报中就曾预测:红军进入滇境,“窥其企图,由会泽、巧家或元谋马街取道窜渡大江之势。似此情形,必不致入桂也”。4月26日,龙云向蒋介石报告:“就最近情形判断,匪不由曲(靖)、沾(益)窜出巧家,则将由曲、陆窜元谋马街渡江已甚明显”。引起了蒋的重视。当日,蒋致电刘湘、龙云等称:“判其行动,……由会泽向西北窜渡金沙江,尤以向金沙江上游宁南、永仁一段窜渡公算为多”。并以此制定了防堵红军过金沙江的兵力部署要旨。第二天,蒋又专门致电龙云:“则匪必经会泽,一入会理,一由巧家入宁南,或经寻甸、禄劝而入会理;如上地不能通过,再由巧家北向永善至雷波。我金沙江防务至为重要”。

红军进入云南要渡金沙江一事,敌我双方都是4月25日提出来,但4月26日蒋即予以重视,并亲自制定防堵红军过金沙江的部署。而红军则于28日才作出“迅速抢渡金沙江”的决策。所以,红军要渡金沙江,敌人在我还未作出决定前两天就预计到了。正因如此,红军要渡金沙江,敌人并不感到“出人意料”。

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第二次进入云南。敌人异想天开地做着将红军“逼至江边解决之”的美梦。

一是沿江设防。龙云首先提出了在金沙江南岸消灭中央红军的图谋。在4月25日给金沙江北岸驻西昌的21军刘元璋师长、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刘元塘电文中说:“窥其企图,有由会泽、巧家、或元谋马街取道窜渡大江之势,果然如是,后方决以大兵压迫,逼至江边解决之”。龙云的判断得到蒋介石认可。4月26日,蒋介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及龙云称:判断红军今后之行动,“尤以向金沙江上游宁南、永仁一段窜渡公算为多”。并以此判断制定了防堵红军过金沙江的兵力部署要旨。4月27日,蒋介石对沿江各县专门规定:“凡渡河点须筑碉堡群,多派兵昼夜沿江梭巡,分区设置地区预备队。尤需注意巧家至永仁一段江防,速调大兵控置于会理附近,沿江布防”。5月1日,蒋介石认为巧家至永仁段江防至为重要,故作出不分省界,北岸由21军军长、川康边防司令刘文辉完全负责布防,南岸则由滇军布防的江防部署。随后蒋介石又向龙云发出调集其第2路军之二、三纵队务期将红军歼灭于元谋、武定、禄劝、会泽一带的命令。

即使中央红军抢占皎平渡并开始渡江后,狂妄的敌人仍然还在打着把中央红军消灭在金沙江边的如意算盘。5月3日,龙云致电滇军各旅长,叫嚣:“匪力疲惫,已成弩末,弹药缺乏,人地两生,现窜至元谋,已入大江河套,生路已绝,故解决之希望甚大。昔石达开在大渡河被擒,年月日时,即在此际,似天数已定”。5月4日,蒋介石还下手令:周浑元、吴奇伟、李抱冰各纵队,应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龙云于5月5日发出给参与追堵红军的全体滇军连以上官佐的明令军法电:若将匪安全放过江,以致贻害大局者,本总司令不论何人,当以军法从事,其团长以下,准由旅长先行正法后报查,旅长以下,准由纵队总司令先撤后报。”企图以严律惩戒来提高其士气,以达消灭红军之目的。

二是下令销毁渡船及渡材。龙云于中央红军第二次入滇的当天即4月23日电令巧家县县长:“应即将船只全部设法销毁,以免资敌。”4月25日又电令金沙江沿线之禄劝、武定、元谋各县县长:“将境内船渡破坏为要”。4月26日,蒋介石在给刘湘、龙云电报中命令:“对于金沙江沿岸所有船只及一切渡河材料,应预为收集藏匿,免资匪用。”在4月28日一天中,蒋介石即两次下令龙云:“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较为完妥。而且匪之渡江材料,不必限于船舶,凡聊可载渡之门板与竹木,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勿使为匪利用。”敌人对红军利用简易材料渡江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了,并采取了防范措施。

龙云怕以往拍发的急电令不能落实,又加派官员前往红军可能涉及渡金沙江的几个县“监视”执行隐藏、销毁船只和“调团”防堵红军的情况。5月1日,少将参军孟智仁即赶到武定视事。可见敌人用心之良苦。

4月29日,龙云向蒋介石正式报告:关于封锁金沙江沿岸渡口、销毁船只一事,早已迭令地方官绅特别注意,先行妥为隐藏或破坏。近复加派委员前往监视,谅能办到。4月30日,龙云再向蒋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证,若红军由元谋、武定等处渡江,“沿江各处,无论守兵多寡,均可阻止”。

敌人此招确实给红军抢渡金沙江带来了很大困难。由于敌预先将绝大多数船隐藏在江对岸或销毁,原定红一军团从龙街、红3军团从洪门渡、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金沙江,后除干部团在皎平渡设法找到7只船外,红一军团和红3军团都因找不到足够数量的船只或因找不到搭建浮桥的材料而改到皎平渡渡江。

5月9日23时,已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的龙云,深知自己在蒋介石面前多次夸下海口可以在金沙江南岸消灭红军,而今却化为泡影,罪责难逃。便以退为进,急忙致电蒋介石,自请严行议处:“讵料及此结果,愧对袍泽”,“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当然,最后蒋介石从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出发,并未问罪龙云。

而龙云却拿参军孟智仁和宣威县县长陈其栋祭刀。5月10日,龙云以第二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布告,说本部为防止匪人抢渡金沙江起见,事前曾派本部少将参军孟智仁兼程驰往元武禄等县检查沿江渡船,督同销毁。殊该员越趄不前,以致贻误戎机,应即处以死刑。9日上午10时,替罪羊孟智仁被绑赴刑场处决。后来,龙云又以“共匪窜近宣威县城时,未曾抵御,率团退却,失守城池”,“失误军机”为由,于7月16日下令将宣威县县长陈其栋逮捕押解到省城昆明问罪。10月3日龙云又亲自签发枪决陈其栋的布告,陈被押赴大西门刑场执行枪决。

(三)抢渡金沙江的历史意义

红军在面临数十万装备精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处境极为危急的情况下,却能机动灵活,凭借智慧及简易的渡河方式,抢渡过金沙江。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3个多月前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北渡长江的战略意图,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为夺取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时隔半年,作为渡江司令部政委的陈云在法国巴黎《全民月刊》上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评价道:“红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

事实确实如此: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红军抢渡湘江,经4天4夜浴血奋战,终于于12月1日渡过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损失惨重,由8万多人锐减为3万人,损失过半。而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1月18日离开遵义,计划消灭土城之敌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由于低估了敌人的兵力及战斗力,战斗受挫,中央红军被迫一渡赤水河,改由进入川南叙永北渡长江,但也未能如愿。

四、朱德对红军长征胜利通过云南的特殊贡献

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遵义会议上议决:“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在中央红军长征两次转战云南中,参加了诸如扎西会议等重要会议,并适时就红军的行动、行进路线以及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作出指示,指挥红军行军、作战。

如红军第一次进入云南:2月5日3时,急电一、三、九军团首长:“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因此,一军团不必到扎西,应由现域改向长宁西南适当地域集中;三军团向大坝山以南西进;九军团及军委二、三梯队仍向分水岭前进。“各军团仍应以急行军超过敌人由两河口向我追击的范围”。参加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关于分工的提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

21时半,致电林彪:三军团今日开天堂坝,明日将续向西进;九军团及军委二、三梯队至分水岭,明日拟改向乐(洛)表、罗星渡前进;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明拟续向扎西前进;五军团今到石厢子,明日跟军委道路续进。要求一军团“明六日应续向长宁西南地域移动”。

22时,再电林彪:“川敌正分三路向我追击,而古宋、兴文、长宁又为其前进的主要目标,故改变集中地域到长宁以南正为便于机动”。

还如红军第二次进入云南:4月28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革军委总部进抵鲁口哨、水坪子一带。当夜即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决定:避实击虚,迅速抢渡金沙江转兵北进。

16时,朱德致电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干部团首长:滇敌先头已追我至曲靖以西约20里,五军团后方方向亦发现枪声。“各兵团应调查下列路线里程电告军委,并准备明29日1时起继续前进,行程各走80里以上并准备好火把”:三军团经水坪子、七里桥、寻甸等地到海头村、新田及其以北的平行路,并应准备先头师赶道占领禄劝、武定;军委纵队及五军团经汤沽、中麦厂、清水沟、榕甘、猪哨及三家村的两条路;一军团经易鹭取捷径往马厂、大营、榕桃树等地分向禄劝、武定的两条路。

20时,朱德致电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干部团首长:“我野战军明29日应进到寻甸、松林之线以西地区。”其中,“林、聂率先头师带工兵,以赶到金沙江边架桥并侦察会理情况之目的,经嵩明以北取捷径以较急行军两天半先敌赶到禄劝县。”

以上几例的发电时间:3时、16时、21时半、22时,其指挥紧张、繁忙程度可见一斑。

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一道,积极参与重大决策外,实际上代中革军委行使了军事指挥权。一是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后,行文一般都按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顺序排列;二是仅从留存的文献资料看,从中央红军两人云南的28天里,他以中革军委主席及朱德的名义发出了30余次电文,适时就红军的行动、行进路线以及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作出指示,为夺取红军长征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还坚决维护毛泽东的领导。面对张国焘另立中央、把红四方面军带人歧途的行径,朱德凛然表明:“朱毛是不可分的。你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不能把朱毛分开,更不可能要朱反毛。”通过耐心说服张国焘和对各级官兵的争取,使红四方面军踏上归途。毛泽东称赞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直到晚年,毛泽东仍对朱德说,你是朱,我是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摘自《云南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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